江西遂川哪里有银杏,遂川巾石银杏树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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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雌雄同株的银杏吗
银杏树又名白果树、公孙树，有“公种而孙得食”的含义。银杏树生长较慢，寿命极长。自然条件下从栽种到结果要二十多年，四十年后才能大量结果，是树中的老寿星。银杏树是雌雄异株的植物，也就是它的雌花与雄花分别生长于不同的植株上，这种现象在植物学上被称为雌雄异株。因此白果也只生长在雌株上，但必须有雄株为它传粉。帕多瓦植物园的“雌雄同株”银杏
据文献记载，银杏树“罕见雌雄同株”，发现雌雄同株银杏树的报道也有一些。有些不能称为天然的雌雄同株，很多是经过嫁接的合体，或雌雄两株生长愈合的连体。北京市妙峰山、江西省遂川市、陕西省镇安县、山东滕州市、河南嵩县等地、国外美国和日本等地也有过天然雌雄同株银杏树报道。
帕多瓦植物园里有一颗1750年引种的银杏树，这也是欧洲最古老的银杏树之一。这颗银杏树因为有一个雌枝嫁接到雄树的主干上，形成了“雌雄同株”现象。
二、谢晓亮自述与北大的故事梦想的起航与归程
?谢晓亮，北京大学李兆基讲席教授
编者按：
今天《知识分子》要推荐的，是北京大学教授谢晓亮为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所写的一篇文章——《梦想的启航与归程——我和北大的故事》。
谢晓亮生于北大，长于北大，求学于北大。
1985年，他远赴美国留学。
1998年，36岁的他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获得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的大陆学者。
在单分子生物物理化学，非线性拉曼散射显微成像技术和单细胞基因组学领域，谢晓亮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2009年，他受聘为北大“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10年起在北大任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主任，2016年起任北京未来基因诊断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
2018年7月，他正式全职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李兆基讲席教授。
撰文 | 谢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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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历经百廿沧桑，母校北京大学今年迎来120周年华诞。
我生于北大，长于北大，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
从北大幼儿园、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到北京大学，我在北大度过了大部分的学生时光，与北大一起经历了中国的历史变迁，建立了无法割舍的联系。
每次回到燕园，我总会感觉到一种温暖的气息，使我变得沉着和平静。
对我而言，北大不仅仅是一个学校，更是一个家园；她不仅是学术的殿堂，更是我心灵的归属地。
如今在美国留学工作三十余载后，我选择回到北大，与燕园再续前缘——这里既是我的人生启蒙之地，也是我的科研回归之地。
百废待兴，科学理想
?1975年与父母和弟弟在新建北大图书馆前
1962年我出生在风景秀丽的北大朗润园，父亲谢有畅和母亲杨骏英都是北京大学化学系教师。
我幼年时期家里书香满屋，生活宁静幸福。
燕园堪称世界上最美的校园，原是美英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校址，也曾是明清皇家园林的一部分。
?北京大学朗润园
燕园是我儿时的乐园。
春天，繁花似锦，春意满园。
夏季，园子里郁郁葱葱，生机盎然，我总喜欢到未名湖畔捕捉蜻蜓，然后再将它们放归自然，观察湛蓝的天空中它们舞动的翅膀。
?童年时在未名湖边留影
秋天是燕园最美的季节，银杏树叶慢慢被染黄，在红墙绿瓦前随风飞舞，绚美如画。
冬天，未名湖则成为冰上乐园，孩子们可以尽情享受冰上飞驰的快乐。
?北大未名湖冰场
然而，这样欢快的生活却在1966年戛然而止。
那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教学活动全部停顿。
作为大学老师的我父母被接二连三地卷入政治运动。
我不能忘记，宁静的深夜里，朗润园邻居家的教授们被红卫兵抄家、辱骂、带走，年幼的我被恐惧逼到墙角。
彼时的我尚在懵懂，只是隐隐约约感到一切都变了。
后来我父亲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锻炼”，完全脱离教学和科研。
而母亲、弟弟和我则留在北京，不得不和父亲分离。
虽然“文化大革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孩子们的世界却是单纯的。
记得1969年，我刚上小学那年，父亲回到北京，在江西学得一手泥瓦木匠手艺的他，亲手为我做了一个陀螺。
这个不断旋转且做工精致的陀螺引发了我的好奇心。
我用父亲的工具箱完成的第一个木工作品是杠秤——它是我人生中设计的第一个精准测量工具！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我相继动手做出了飞机和轮船模型，甚至还做出一个音箱。
就这样，我的动手能力不断提高。
随着制作的项目越来越复杂，我对于科学技术的好奇心也越来越强烈。
上中学时，我又开始动手制作各种电子仪器，先后做出了超外差收音机、遥控模型轮船，并完成了一套音响。
我对实验科学的兴趣正是从这一个个电子仪器开始的。
从那时起，我逐渐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做一名科学家。
在我的高中时期，国家恢复了高考，回归正常的北大附中充满了浓厚而愉悦的学习氛围，除了学习课本上的知识和准备高考，我们还拥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我担任班长，是班上排球队的主攻手。
我的同学许多是北大子弟，大家多才多艺，爱好广泛。
记得当时我的同窗好友余廉，以其精湛的文笔，编写了一个展望未来的广播剧，颇受同学们的欢迎。
那时的我也开始对西方古典音乐产生兴趣，不仅沉醉于艺术带给我的听觉享受，更痴迷于制造出更棒的音响。
高中时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圆明园》的作文。
我以当时圆明园中的景色比喻在经历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后祖国百废待兴的状况，憧憬改革开放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年轻一代带来的美好未来。
基于其贴切的寓意和爱国情怀，这篇作文被语文老师选为范文在班上传阅。
?1978年与北大附中同学们在圆明园
从学生时代开始，不管是写作，还是动手制作仪器，我都喜欢自己找课题和选项目。
课题和项目的意义越大，难度越大，完成后就越能给我带来喜悦感。
还记得那时，北大计算机所王选教授正在领导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项目的研创，彼时就读北大附小的我与其他小朋友还曾一起帮助该项目一个一个字地人工输入数字化的字型。
多年后当人们体验到世界首创激光汉字照排技术取代铅字排版的伟大时，曾作为其中一名小小参与者而产生的自豪感使我更加肯定：要做就要做这样的大事！做有意义的课题成为贯穿我之后科研生涯的习惯。
在我的中学时代，我的父母终于重新回到他们心爱的教学科研岗位。
记忆中父亲潜心完成了他的《结构化学》教科书，并时常沉醉于科研突破的喜悦中，而母亲则一心扑在教学上，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我耳濡目染，也对教学和科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高中毕业时，我考上了北京大学，被第一志愿的化学系录取。
治学之地，创新萌芽
1980年，我带着儿时的梦想、美好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开启了北大本科的学习和生活。
北京大学从五四运动起一直秉承民主、科学的理念，弘扬爱国精神。
八十年代初的北大学子忧国忧民，追求民主与进步，各种思想流派在校园里百花齐放，“三角地”成为那个年代北大学子心目中永恒的记忆。
北大更是治学之地，学术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北大学子大都怀揣“科学救国”的理想。
我中学时代就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进入北大这样一片学术自由的沃土后，便开始如饥似渴地吸收专业知识。
?在北大求学时的谢晓亮
北大使我可以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
我主动旁听了许多其他院系开设的我感兴趣的课程，如物理系的四大力学：经典力学、量子力学、统计力学、电动力学以及无线电系的电子学课；数学系的概率统计课等等。
这些知识的积累使我受益匪浅。
我的高中同窗好友余廉和我一同考入北大化学系。
我们经常在课余时间进行学术讨论，探索科学问题，彼此相互鼓励。
他现在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药学院的教授。
?1984年本科毕业照与余廉（右）在一起
大学的第一个暑假，自学计算机编程的我在北阁上机。
经过苦思冥想，我发现了离子晶体的能量是一个无穷级数，需要大的计算量，于是试着写fortran程序来计算晶体结构的能量。
这个课题在现在看来也许微不足道，但对于当时学化学的我来说，第一次能用计算机解决这样一个“跨学科”问题，我喜不自胜，无比满足。
?北京大学南北阁
潜心专业之余，打排球是我喜爱的运动之一。
作为一个排球迷，我喜欢的中国男排在我大二那年逆转制胜，进军世界杯预选赛。
深受鼓舞的北大学子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
之后几年中国女排蝉联世界杯、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五连冠”，更加激励了北大学子奋发图强的爱国之情。
这些在北大就读时的珍贵记忆一直都被我铭记在内心深处。
?位于北大校内的振兴中华石碑
大四的时候，我有幸跟随化学系蔡生民教授在化学南楼做毕业论文。
蔡生民教授是一个实验技术精湛的电化学家，他兴趣广泛，思维活跃，精力充沛，讲一口流利的英文，幽默感极强。
他的为人和对我的学术指导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很深的影响。
蔡老师善于用生动而形象的语言解释复杂而抽象的概念，我当时的论文题目是用计算机来控制光电化学反应，其中用到锁相放大器，他对锁相放大器原理的解释，我仍记忆犹新。
在做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我开始意识到，在仪器设备上的创新往往可以带来科学研究的突破，而我独立工作以后的科研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
?赴美留学时的谢晓亮与北大导师蔡生民（左）团聚
大学本科是积累专业知识的阶段，而科研不是积累知识而是创造新知识，难就难在创新。
科研工作者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发展和保持创新能力。
我在北大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为我以后的科研生涯孕育了创新的萌芽，使得科研成为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本科毕业后我在北大做了一年硕士研究生。
当时国内的科研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毕竟有很大差距，我打算出国深造。
我们比父辈们幸运得多，改革开放使我和许多同学得以出国留学。
毕业那年，北大学子在国庆35周年天安门游行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那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呼喊。
学术追求，济世理想
1985年，23岁的我第一次离开北大，飞抵美国，开始了我人生的另一段旅程。
我来到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约翰·西蒙（john simon）教授，学习化学动力学，用超短的皮秒（10
-12
秒）激光脉冲研究超快化学反应。
在西蒙的大力支持下，我成功地实现了用快速圆二色性光谱检测生物大分子结构变化的设想[1]，并以之作为我的博士论文。
发明这项技术时我就用到了蔡生民教授之前讲解的锁相放大器。
?1990年与父亲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博士毕业典礼
随后我在芝加哥大学著名物理化学教授格雷厄姆·弗莱明（graham fleming）的实验室做了短暂的博士后。
在那里，我初步明确了自己独立工作后的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室温下单分子的荧光检测和成像。
1992年，我作为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科学家加入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pnnl），并组建了自己的独立实验小组，很快就实现了室温下单分子的荧光成像。
pnnl所在的华盛顿州在冷战期间受到原子弹核废料和化学试剂的严重污染，美国能源部拟在pnnl兴建一个耗资2.5亿美元的“环境分子科学实验室”，希望从基础研究入手解决环境问题。
?在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留影
1998年，借助pnnl的良好条件和我实验室在荧光显微技术上的积累，我的博士后路洪（北大化学系本科毕业）与我在《科学》杂志上首次报道了用荧光显微镜实时观测到单个酶分子（生物催化剂）不断循环生化反应的动态过程[2]。
这是一个具有突破性的工作——单分子的化学反应的发生是随机的，即化学反应发生所需的等待时间是随机分布的，而不像传统实验中大量分子的反应那样可被推测。
而细胞中许多生物大分子，比如dna，都以单分子的形式存在，因此实时观察到单分子化学反应为生物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重要方法。
?1998年在pnnl获得的胆固醇氧化酶（左上）的单分子们的荧光成像（右上）和其中某个酶分子的随机酶循环反应的实时观测
同时我实验室还发明了一个无需荧光标记的拉曼光谱生物成像技术[3]。
1928年印度科学家拉曼发现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分子非弹性光散射现象，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拉曼光谱可以测量分子的振动频率，然而拉曼散射信号极弱，需要很长的测量时间。
后来激光和非线性光学的发展使得拉曼信号大幅增强，但技术上的困难限制了拉曼光谱在生物影像上的应用。
我们的新方法使快速非线性拉曼生物成像成为现实。
?细胞的拉曼光谱显示其中不同分子（水，脂肪，蛋白质，dna）各自特征的化学键振动频率。
但传统拉曼光谱弱信号，需要长时间收集（＞0.1秒每个点，600x600 点成像需要 ＞10小时）。
我们的发明最终实现了拉曼视频成像。
这两项工作成为我实验室迄今为止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
一步步拾级而上，1998年，我被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系聘为终身教授。
哈佛大学的韦德纳图书馆旁边有一个来自中国的精美石雕赑屃，一个背着石碑的石兽。
它是1936年哈佛三百年校庆时，由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与其他哈佛的中国校友捐赠而来[4]。
碑文写到：“我国为东方文化古国，近30年来，就学于哈佛，学成归国服务国家社会者，先后达几千人，可云极盛。
”
?哈佛校园里来自北大的石碑[4]
有趣的是，当初招聘我到哈佛的化学与化学生物系主任吉姆·安德森（jim anderson）的父亲保罗·a·安德森（paul a.
anderson），曾于1925年被司徒雷登任命为燕京大学第一届物理系主任，在燕园生活和工作了数年[5]。
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系人才济济，许多教授都是各自领域的顶级专家，更有四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此工作。
著名华人科学家庄小威后来也加入哈佛化学与化学生物系，我们成了好朋友。
2013年，吉姆、庄小威和我一起参加了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百年庆祝活动。
?2013年与吉姆·安德森和庄小威参加北大物理学院百年庆祝活动
初到哈佛，我预感到单分子技术将会在生物学中有重要应用。
虽然我在北大打下了很好的数理化基础，那时却还没学过分子生物学，所以我决定从头学习这门学科。
于是，我与我实验室的学生一起旁听生物系的分子生物学课程。
瑞驰·罗思科（rich losick）教授用虚拟的动画片来讲解rna聚合酶以及核糖体等生物大分子的工作机理。
在聆听教授生动的讲解时，我的脑海里已经在思考如何通过实验直接观察到这些生物大分子进行基因表达的过程？这就需要在一个活细胞里面观察单个dna分子的行为——一个细胞里基因的拷贝数是一或二。
?dna以单分子的形式存在于细胞中，基因表达按照分子生物学中心法则进行
2006年，通过三年的努力，我的两篇分子生物学方向的“处女作”在《科学》和《自然》杂志上同时发表。
文章首次报道了活体细菌细胞中蛋白质分子一个一个随机产生的实时观察，数据与我们的理论相吻合，定量描述了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6,7]。
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罗思科教授甚至开始在课堂上用我们实验的录像来讲解基因表达了。
这一工作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学科交叉的重要性：新的物理和化学方法往往可以给生物学带来新的视角和新的发现，而对生命过程本质的了解非常需要定量实验和理论分析。
?在不断分裂的大肠杆菌细胞中实时观测基因表达——每个黄色亮点标志着单个荧光蛋白分子的生成[6]
两篇文章发表后一周，盖茨基金会打电话邀请我申请资金，希望用我们的新技术来研究一小部分肺结核的细菌细胞产生抗药性的原因–—那时肺结核每年可夺去数以百万计的非洲儿童的生命。
来年比尔·盖茨（bill gates）作为“最成功的辍学者” 被授予哈佛的荣誉博士学位，他在毕业典礼上的致辞非常感人。
后来他来我实验室交流，我感到他对相关分子生物学的理解颇深–—想必与我一样也自学补过课，而令我没想到的是他竟然也熟悉我们实验时用的超快激光。
虽然我们至今还没有解决那个抗药性的科学问题，但这个盖茨基金会的项目却为我带来了新的思考：能不能用我们基础研究的成果来造福社会？
?2010年，比尔·盖茨（右）到访谢晓亮哈佛实验室，图为两人在讨论科学问题
科学研究需要好奇心和灵感，更需要不断的积累。
而科研项目的选择至关重要——科研难就难在选择做什么和选择不做什么。
能在别人之前做出好的选择不容易，特别是需要足够的资金和优秀的团队来完成时，往往很困难而且有风险。
我认为不管是基础研究，还是技术开发，一个科研领导者的最大挑战就是选择和组织完成真正意义重大的科研项目。
然而很多人往往不是在最初选题时下功夫，却大力吹嘘一些实际意义并不大的研究结果。
我们的第一个科研成果转化是把我们发明的无荧光标记非线性拉曼成像技术[3,8]应用在脑外科肿瘤切除手术中区分肿瘤边缘[9]。
核磁成像可以看到大脑何处有肿瘤，但空间分辨率不足以看到细胞。
脑外科医生手术中需要利用更高分辨率的光学显微镜，传统的技术是冷冻、切片，用两种染料h&e;染色后光学成像，过程繁琐。
而我们的快速拉曼光学成像技术看细胞无需标记，可以大幅度加快手术中肿瘤边缘的鉴别，现在已经被产品化并试用于脑外科医生们的手术中。
? 核磁成像（左）能看到大脑中的肿瘤，但空间分辨率不足以区分肿瘤边界。
传统光学成像需要复杂的染色，否则不能看到单个细胞（右）：而利用无标记拉曼成像（中）脑外科医生可以区分肿瘤（蓝，蛋白质分子为主）和正常脑组织（绿，脂肪分子为主）
与此同时，正在发生的新一代测序仪的革命使得dna测序的费用大幅下降，预示着个体化医疗的来临。
我意识到做这样的工作才真正有意义，又恰好能用到我们的长处。
于是我的实验室开始转型，从事单细胞基因组的研究，并于2011年研制出一种新型dna测序仪[10]。
谈到转型，任何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兴旺之后会饱和甚至过时，转型往往是一个科研领导者科研生涯中必需的。
实验物理化学家所需要的仪器上的投资很大，我曾担心转型难。
我很幸运能两次得到美国nih先锋奖的资助，该奖大力支持高风险高回报的课题，使我渡过转型期相当长时间的逆境。
2012年，我们发明了一种叫malbac的单细胞dna扩增技术，能为单个人体细胞进行dna测序[11]。
在一个人体细胞的细胞核里有46条染色体，46条dna分子，其中23条来自于父亲，23条来自于母亲。
dna有四种碱基a、t、c、g，a与t配对，c与g配对。
一个人体细胞共有60亿个碱基对。
这些碱基atcg排列的序列决定了遗传信息，也就是基因组，人与人相比绝大部分碱基序列都是相同的，只有千分之一的碱基对是不同的。
碱基序列的突变会导致遗传疾病或癌症。
2001年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当时测的基因组是几个人的综合，而不是一个人的。
?单细胞dna扩增后测序，可以得到人的46根染色体的dna序列
不但每个人的基因组不一样，每个细胞的基因组也都不一样，因为基因组会随时间发生突变。
但以前的技术不够灵敏和精准，无法让我们看到单细胞间的区别。
malbac技术可以均匀地放大单个人体细胞的全基因组——60亿个碱基对中即使有一个突变都能被检测到。
因为很多情况下，比如受精卵和血液中的循环肿瘤细胞，只有很少几个细胞存在，因此malbac技术在基础研究和临床医学中均有重要的应用。
?五十岁生日，与当时和以前的谢组组员及部分biopic同事在哈佛团聚
我在哈佛最大的享受是与学生和博士后们夜以继日，同甘共苦的创新过程。
他们中不少人比我幸运——在研究生和博士后期间就能做出许多重要的科研工作。
我很欣慰他们现在已在世界上四十多所大学任教，很多人已经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比如堪萨斯大学的bob dunn，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lukas
novotny、康斯坦茨大学的andreas zumbusch、鲍林格林州立大学的路洪、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eric potma、卧龙岗大学的antoine
van oijen、普林斯顿大学的杨皓、波士顿大学的程继新、康奈尔大学的陈鹏、加州理工学院的蔡龙、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肖杰、乌普萨拉大学的johan
elf、中国科技大学的张国庆、哥伦比亚大学的闵玮和peter sims、哈佛医学院的conor evans、斯坦福大学的will
greenleaf、贝勒医学院的钟城航、麻省理工学院的paul
blainey和李劲苇、奥勒冈健康科学大学的南小林、华盛顿大学的傅丹、复旦大学的季敏标、清华大学的孔令杰、纽约州立大学的鲁法珂等等。
同时也涌现出把我们实验室的技术发明转化成产业的人才，比如malbac的发明人之一——陆思嘉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创业，将malbac技术用于在试管婴儿中避免遗传疾病；非线性拉曼成像发明人之一——chris
freudiger毕业后将技术产品化并促成了在脑外科手术中的应用。
2009年，哈佛任命我为mallinckrodt化学和化学生物学讲席教授。
然而，回归的种子早已在我心中萌芽。
怀北大情，圆中国梦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赴美后每次回国，我都为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震惊和感慨。
感恩改革开放和我们所处的时代，让幸运的我们得以邂逅中国近现代以来最快的发展时期。
2008年回国看奥运会，我为祖国健儿获得最多金牌而振奋，但同时也感到夺取科学技术的金牌还任重道远。
2001年，我被北大化学学院聘为客座教授；2009年，时任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饶毅教授也劝说我回北大工作。
同年，北京大学聘我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后来，我与海归的苏晓东和黄岩谊教授共同向母校提出了建设成立北京大学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biodynamic optical imaging center,
biopic）的提案。
这个提案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
2010年12月biopic正式成立。
“biopic”名字源于我之前在光学领域的单分子成像工作，旨在建立一个技术驱动型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心——生命科学的发展特别需要研究手段的突破和多学科的交叉集成。
我们最近将更名为“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biomedical pioneering innovation center），仍称biopic。
?2010年biopic成立仪式
biopic吸引了一批优秀的海外人才，汤富酬教授就是中心从剑桥大学聘请回来的第一个年轻海归学者，现已成为国内外引人注目的科研新秀。
张泽民教授则是从美国加盟的癌症专家，他是国家千人计划学者。
八年过去了，中心的学者们已经发表了很多高质量的科学论文，从事生命科学领域世界前沿的研究，实现具有实际意义的医学应用。
过去几年我一直往返于北大和哈佛之间，我在哈佛的团队和北大的团队紧密地合作。
几年来，biopic逐渐在单细胞基因组学领域达到了国际领先地位。
?biopic的测序平台
我的北大团队和北医三院乔杰团队、北大汤富酬团队合作，利用malbac技术，帮助那些携带单基因遗传疾病基因的父母通过试管婴儿的手段成功地拥有了健康的后代
[12]。
没想到这项工作竟然让我在北大圆了单分子科学造福社会的梦。
目前已知有六千多种单基因遗传疾病。
在患者的一个体细胞里，同一个基因有两个拷贝，分别来自其父方和母方，而致病基因一般只是两者之一。
作为一个单分子的随机事件，患者的致病基因有50%的几率传给下一代，这本来是命！而我们的工作以精准战胜随机，利用malbac筛选和移植无致病基因的受精卵，避免了听天由“命”。
?与乔杰（左二）和汤富酬（右一）看望第一位malbac婴儿
我至今仍然记得自己在2014年9月19日那天抱着第一例“malbac婴儿”时内心的那份激动。
这项工作已经成为“精准医学”的范例。
截至目前，国内malbac技术的应用已使几百例“malbac婴儿”成功避免了父母的单基因遗传疾病。
我很自豪我们在北大的工作可以真正推动医学的进步，能为人类健康贡献一份力量。
?biopic 2017年会合影
2016年，在北京市政府支持下，北京大学成立北京未来基因诊断高精尖创新中心（beijing advanced innovation center for
genomics，icg），希望继续在基因组学相关领域做出更多世界领先的工作，造福百姓。
?2018年谢晓亮北京大学实验小组合影
2018年毕业季到来，这是我20年来最后一次作为哈佛教授就座毕业典礼的主席台，很高兴这也是我的长子哈佛本科毕业的毕业典礼。
我还参加了两个女儿的高中毕业典礼，她们也都要上大学了。
很欣慰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这样我可以安心回北大继续我的科学研究事业。
?谢晓亮与长子近影
动笔撰文之际，正值今年未名湖冰场又开放之时，让我回想起在学生时代，寒冬之日，同学们争先恐后在未名湖上滑冰的情景。
自己在未名湖冰面上纵情驰骋时的喜悦，至今难忘。
从童年、大学、直到现在，滑冰和滑雪是我最喜爱的运动——北大亦赋予了我相伴终生的爱好！如今，看着新一代的学子驰骋于冰场之上，我又不禁回想起那青春的八十年代——每个时代北大青年的样子，亦是北大的样子！
作者简介：
谢晓亮，生物物理化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1962年生于北京，1984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1990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获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后到美国太平洋西北实验室工作。
1998年被哈佛大学聘为化学和化学生物系终身教授，2009-2018年任哈佛mallinckrodt讲席教授。
2010年起在北大任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主任，2016年起任北京未来基因诊断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
2018年7月起任北京大学李兆基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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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lu, s.; chapman, alec r.; xie, x. "
genome-wide detection of single-nucleotide and copy-number variations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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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huang, l.; xu, l.; huang, j.; ma, f.; zhu, x.; tang, y.; liu, m.; lian,
y.; liu, p.; li, r.; lu, s.; tang, f.; qiao, j.; xie, x. sunney."
live births after simultaneous avoidance of monogenic diseases and chromosome
abnormality by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with linkage analyses,"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2, -, (2015).
本文原文标题：梦想的起航与归程——我和北大的故事。
原文为作者为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撰写的纪念文章，发表于《精神的魅力2018》，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第1版（根据内容略有修改）。
图片来源：曹毅、黎潇逸、靳戈、郭超、陈矿、harvard magazine、部分图片来自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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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版编辑：黄玉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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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西最大的河流是
赣江是江西的母亲河，自南向北纵贯江西全省，全长800多公里。
赣江
长江中游主要支流之一，鄱阳湖水系第一大河。从源头桃江到南昌进入鄱阳湖,包括贡水在内全长751公里，流域面积8.35万平方公里，占江西省面积的51％。流域内人口1700余万，占全省人口一半以上。
赣江以万安、新干为界，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三段。万安以上，山岭纵横，支流众多，主要有桃江、濂江、湘水、绵水、梅江、平江、上犹江等，呈扇形分布，分别纳入贡水和章水。章、贡两水于赣州汇合后，始称赣江。赣州以下，由于河流割切，遂由山地进入变质岩和花岗岩构成的峡谷段，滩多流急，有著名的万安十八滩。万安以下，赣江流经吉泰盆地，江面渐宽、水势渐缓、东西两岸均有较大支流汇入，主要有遂川江、蜀水、泷江、禾水、恩江等。在峡江附近穿越武功山余脉，两岸群峰叠峙，形成峡谷带，峡江因此而得名。新干以下进入下游，地势平坦、水流平缓，江面开阔，至樟树镇有袁水来汇。赣江越樟树镇北流至市汊街附近，又有发源于宜春山区的锦江，经万载、上高、高安、新建、丰城县境汇入。赣江在南昌县以北，进入尾闾地区，分为干流（西支）及南、中、北支分别注入鄱阳湖。
流域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降水量1400～1800毫米,年径流量638亿立方米，约占鄱阳湖水系总径流量的46.6％；入湖泥沙年约1140万吨，占鄱阳湖水系各河入湖泥沙总量的63.8％,水能蕴藏量360万千瓦，约占全省水能蕴藏总量的52.8％，其中大都分在新干以上的干流和各支流上,已开发的水电装机容量24.45万千瓦，占可开发水力资源的7.5％,较大者有上犹江、江口、白云山、长冈、南河等水电站。正在兴建的万安水电站，装机容量50万千瓦。此外，会昌的白鹅峡、于都的峡山墟也均有优良坝址。
流域内耕地近118.5万公顷，占江西省耕地面积的49.8％。主要粮食作物为水稻。经济作物有甘蔗、烟叶、茶叶、油茶、油菜、柑橘等，其中尤以赣江中、下游沿岸与袁水下游冲积平原上所产的三湖红橘,驰名中外,遂川的狗牯脑茶及泰和的武山鸡均为名贵特产。赣江流域60％以上为丘陵、山地，森林资源丰富，除松、杉等主要树种外,有棱木、银杏等珍贵树种,提供的商品木、竹占全省一半以上。赣江流域特别是下游地区，河流纵横，汊港密布，为江西主要水产基地之一，鱼类多达60余种，尤以鲥鱼最为名贵。矿藏资源主要有钨、锡、铜、铅、锌、钴、煤、铀及稀土等。非金属矿主要有石灰石、石膏等。
赣江自古为沟通五岭南北及长江中下游主要通道现中、下游夏季可通行轮驳船队和客轮，盛水期轮船可至于都。港口有南昌、樟树、吉安、赣州。
四、中国十大植物园清明节赏花踏青首选！
1、沈阳植物园aaaaa [辽宁沈阳浑南区]
沈阳植物园，位于沈阳市东陵区高坎镇中马村，被命名为“辽宁省五十大佳景”、“沈阳市十五大旅游景观”和“沈阳市十大科普教育基地”等光荣称号的沈阳植物园，是一座以植物科研、植物科普和植物景观为主，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结合，观赏性与知识性、娱乐性为一体的科研、科普基地和旅游观光胜地。
沈阳植物园，位于沈阳市东陵区双园路301号，西距市内仅十公里。
占地面积211公顷。
其中，绿地面积196公顷，水面6.5公顷，道路及建筑6.9公顷。
园址境内山岗起伏、湖水荡漾、松杉苍翠、花团锦簇、叶舞藤飞、草坪如铺、亭台洁雅、飞瀑如练、五光十色，香飘满园，步移景异，美不胜收。
园区汇集和展示东北、西北、华北和内蒙古等地各类植物…[详细]
2、北京植物园aaaa [北京海淀区]
北京植物园位于西山脚下，面积400公顷，是以收集、展示和保存植物资源为主，集科学研究、科学普及、游览休憩、植物种质资源保护和新优植物开发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植物园。
北京植物园由植物展览区、科研区、名胜古迹区和自然保护区组成，园内收集展示各类植物余种（含品种）150余万株。
览区分为观赏植物区、树木园和温室区三部分。
观赏植物区由专类园组成，主要有月季园、桃花园、牡丹园、芍药园、丁香园、海棠栒子园、木兰园、集秀园（竹园）、宿根花卉园和梅园。
月季园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月季专类园，栽培了近1000个月季品种。
桃花园是世界上收集桃花品种最多的专类园，每年春季举办的“北京桃花节”吸引数百万游人前来观赏。
3、华南植物园aaaa [广东广州天河区]
华南植物园在市北郊约八公里处，总面积四千五百亩，汇集了三千二百余种植物，是中国科学院四大植物园之一，被誉为“热带亚热带植物博物馆”。
华南植物园建于１９５９年，主要从事热带、亚热带植物的收集、引种工作和进行驯化、繁殖等科学研究，与六时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种子交换关系，引种国内外植物约四千余种。
该植物园种有许多稀有树木和植物。
比如有一种水生植物王莲，其叶如盘，能承受一个三时公斤的小孩。
还有一种被誉为“活化石”的树，名银杏。
它生长在三亿五千万年以前，当地球经历第四冰期时，这种树如同其他草木一样，在满天冰雪中绝迹了。
以后人们就只能在化石中找到它。
而今天，又在中国发现，故称“活化石”。
4、兴隆热带植物园aaaa [海南万宁]
兴隆热带植物园：走进兴隆热带植物园，便如同打开一本关于热带植物的百科全书，大自然的种种奇妙在这里五彩纷呈，名优稀特不胜枚举。
穿行于植物园，你会获得一份探奇的惊喜，一种释然的心态。
各种奇特的热带植物花木组成一幅幅美丽的图画，置身于其中，仿如画中游。
这里傍依着黛绿的群山，环绕着碧绿的湖水，极致生态的氛围，清新甘甜的空气，必会洗去你久滞的烦绪，焕发出崭新的活力。
近年来，兴隆热带植物园大力开发特色旅游项目，开展热带植物观赏活动，为游客提供一个热带植物观光、休闲场所；开展农业科研考察活动，为农业专业团体进行考察、交流、合作研究提供试验示范基地；开展农业科普教育活动，为青少年提供热带农业科普知识和环境保护。
5、仙湖植物园aaaa [广东深圳罗湖区]
深圳仙湖植物园位于深圳市东北郊，东倚深圳第一高峰梧桐山，西临深圳水库。
占地8800多亩，始建于1983年，1988年正式对外开放。
是一个以科研、科普、旅游为一体的著名植物园与风景区。
仙湖植物园共保存植物8000多种，建有苏铁保存中心、木兰园、珍稀树木园、棕榈园、竹区、荫生植物区、沙漠植物区、百果园、水生植物园、桃花园、裸子植物区、盆景园等十几个植物专类园。
全园分为天上人间景区、湖区、庙区、沙漠植物区、化石森林景区和松柏杜鹃景区等六大景区。
建有别有洞天、两宜亭、玉带桥、龙尊塔、听涛阁、揽胜亭等十几处园林景点，并建有独具特色的古生物博物馆。
6、武汉植物园aaaa [湖北武汉洪山区]
中科院武汉植物园始建于1956年，位于武昌东湖之滨，磨山南麓，国家4a级景区，始建于1956年，占地70公顷，各类植物8000余种，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猕猴桃种质资源库和东亚最大的水生植物资源圃，是华中地区最丰富的植物物种多样性与种质资源保存基地。
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且一直致力于科学知识的普及及教育，先后被评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青少年科教教育基地、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单位以及湖北省、武汉市科普教育、环境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三大基地。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是一个集科学研究、物种收集、科普教育、观光旅游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植物园，为全国三大植物园之一。
是中国科学院重点建设的国家核心植物园。
7、上海植物园aaa [上海徐汇区]
上海植物园一年一度的“寒兰展”会从11月28日持续到12月15日，一进入上海植物园兰室展厅，满屋青绿，一派茵茵。
兰室内的兰花以国兰为主，而非热带兰花。
国兰色淡体细，花朵并不浓郁，所以在“寒兰展”要赏的是兰花的形、兰花的香。
在“寒兰展”可以见到近二百种兰花，二百多盆兰花并排站立，供参观者欣赏。
上海植物园具有游览、科普、科研、生产、保护等多方面功能。
对外开放17个展区，有草药园、玉兰园、牡丹园、杜鹃园、蔷薇园、桂花园、竹园，有松柏园、蕨类园及环境植物区等，还有黄道婆纪念馆。
游园信息售票时间：7:00-17:00门票价格：大门票：15元联票：40元来园交通：轨道交通3号线石龙路站(近百色路)
8、南京中山植物园 [江苏南京玄武]
南京中山植物园是中国第一座国立植物园,建于1929年,前身是“中山先生纪念植物园”。
南京中山植物园位于钟山南麓,明孝陵附近,是中山陵纪念性建筑物之一。
其建于1929年,后因战乱,屡次遭受严重破坏。
1954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批准,定名为南京中山植物园。
现在已是我国植物科学研究、观赏和植物学知识普及教育的基地。
1954年由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华东工作站接管和重建南京中山植物园,隶属中国科学院,定名为中国科学院南京中山植物园,开始了植物园与植物研究所园、所一体的体制。
1970年划归江苏省领导,1993年实行江苏省与中国科学院的双重领导。
9、杭州植物园 [浙江省杭州西湖区]
杭州植物园，位于西湖之西北，灵隐和玉泉间的丘陵地上。
原是一片野草丛生、坟冢累累的荒僻之域。
一九五六年辟建植物园，是我国植物引种驯化的科研机构之一。
植物园总面积231.7公顷。
设有植物分类、经济植物、竹类植物、观赏植物、树木、山水园林等九个展览区和四个实验区。
栽种植物三千余种，收集标本五万多份。
在国际上和四十多个国家建立了交换树苗与资料的合作关系。
这里长有美国的红杉、希腊的油橄榄、日本的碧桃、比利时的大王莲等，成为植物荟萃之地。
玉泉，是植物园园景之一的山水园，水质清澈、晶莹如玉，故名。
玉泉池内养有五色巨鲤。
“玉泉鱼跃”即此。
“灵峰探梅”景点和著名的“山外山”饭店也坐落在植物园内。
10、庐山植物园 [江西九江庐山市]
庐山植物园：庐山植物园是中国著名的亚热带高山植物园，1934年创建，面积3平方公里。
是中国最早的植物园之一，长江中下游地区植物物种迁地保存的重要基地，已收集国内外植物标本10万余种，引种驯化3400多种。
称为“活化石”的中国水杉，繁殖万株。
植物园不仅是科研基地，且为风景胜地，按照植物自然群落、不同生态，分成11个展区，供游客鉴赏。
园中有休息厅，林荫下设石凳石桌，供游人休憩。
位于庐山东谷大月山和含鄱岭之间，海拔1000～1300米，面积30平方公里。
是我国唯一的亚高山植物园，创建于1934年。
